北京白癜风医院那家好 http://pf.39.net/bdfyy/bdfzj/连队的副指导员平时主要负责团的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战时负责收容与后勤保障。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叫单瑞昌，山东寿光人，高高的个，魁梧的身，眼睛和嘴巴不大，说话轻声细语，看人却入木三分。
（副指导员单瑞昌，年山东寿光县入伍。）
我入伍时，单瑞昌是四排长，没半年便被提为副指导员，但直至我复员回家，他仍是副指导员。
我当新兵时，副指导员经常找我，给我的任务大都是写批判稿，写好后在连队的批判会上发言。那时，连队农村兵多，有文化的不多，有胆量登台发言的更少。所以，我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矬子”兵便成了“将*”，稀里哗啦地竟在连队成了这方面的骨干。那时，副指导员像个长兄，绷着脸，端着架，循循善诱，却不失威严。对他，我也是敬而远之，除了工作外，很少和他开玩笑。
（年，拉练途中帮当地农村拉土搞水利建设。左二为单瑞昌。）
年，我成了老兵，副指导员和我接触多了起来，说话也客气和随便了许多，眼睛里充满了亲切感。他从不对我吹胡子瞪眼，也不骂娘，每当指导员怒骂我时，他总在一边悄悄地笑着给我递眼色，让我不要害怕。渐渐地，我感觉着和他亲近起来。我知道，我们亲近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当了班长，二是因为我这个班长当的并不窝囊，无论是*事训练、理论批判，或是连队的各项活动，都能给他支撑门面。
年冬，部队野营拉练，出发的第二天我就得了急性肠炎，被团里收容队收容。我记得很清楚，那晚，我趴在团里的一架马车上行*。马车上装了很多东西，摞得高高的，我趴在高高的货物上，裹着皮大衣，紧紧抓着捆货物的粗绳子，在困乏中朦朦胧胧地睡去。马车在戈壁上颠来颠去，我在马车上晃来晃去，潜意识却不断地提醒我不要被颠了下来。
朦胧中，我觉得有人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并用身子挡着我晃来晃去身子，我睁开眼，看到副指导员也坐在马车上，眼盯着黑暗的前方，用整个身子牢牢地护着我。我感动地唤了一声，他低头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你好好睡吧。到宿营地还早，现在部队迷路了，正在戈壁上转呢。”那晚，我趴在马车上睡得很香，也睡得很踏实。从那一夜起，我便成了他的铁杆兵，无论他交给我多难完成的任务我都默默地承接着。他以后给了我很多，连队团支部副书记、士兵委员、理论、*事、体育、文娱组长等等，凡是战士能承当的，他都让我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有时，我也对他笑着发牢骚：能不能让我少拉些磨。他一口回绝：“别人谁能干？”我想，别人谁不能干。我知道他是在扯淡，但对他也毫无办法。
（年，连队部分战友在农场合影。第一排左起：王子玉、李明、安长德、沈宝金；第二排左起：季祥生、张文成、周万和、邵昌元、王汉明。）
年春节，我回家探亲。那年他也回山东寿光老家探亲，走时我告知了他我家的地址，希望他能来家中看看。战士的探亲假和干部的探亲假不一样长，我离开家时他还在山东，我只好回了部队，并告知父母，如果副指导员来要热情帮他。
没多久副指导员也回了部队，一到连队他就把我叫了去，乐不可支地炫耀着：“我从老家坐火车没有买到卧铺票，带着老婆孩子很难受，所以在郑州下车去了你家。大伯很是帮忙，不但给我及时买了卧铺票，还请我吃了饭，走时不但用小车送我到车站，还送了我两瓶酒呢？”他拿出酒瓶在我眼前不断地晃着，我说今天喝了算了，他脸一绷：是大伯送我的，你不能喝。看着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我暗笑，他一定是在指导员和连长面前炫耀过了，看来这酒是他们连队干部喝的了。
（张克文，年山东昌邑县入伍。）
年底，我闹着要复员。他气鼓鼓、恼乎乎地将我叫来，第一次骂道：“为什么要走？留在部队有什么不好！我向你父母保证过，要提你的干，你可好，竟闹复员，你咋让我向他们交代？妈的，没出息，部队就这么不好？”
对于他的骂我毫不在意，因为我是铁了心要回家的。我找过指导员，指导员虽是凶厉之人，但在大事上还是能体谅人的，他同意我复员，我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副指导员对我的不明智之举非常恼火，那些天一见到我就骂我是狗肉包子不上席。没几天，我便坐上火车回到家乡，再也听不到他的骂声了。
年5月，战友高恩才来郑州，我和他闲谈时提到副指导员单瑞昌。老高说听连队司务长王先亮说，他在山东哪个县检察院工作，近来好像有什么病，身体不太好。
我对老高说，你回去问问王先亮，副指导员究竟在那个县？王先亮和单瑞昌都是山东人，王因爱人在乌鲁木齐所以留在了*，王回老家山东探亲自然有单瑞昌的消息。老高是个马大哈，回*好久也没给我回话，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也渐渐淡忘。一次我在网上和战友李明聊天，忽然想到这事，让他打听下王先亮的联系方式。李明没几天便回了话，告知我王的手机号。
于是，我拨通了王先亮的手机，一阵寒暄后，问起了单。他说单老家在寿光，转业时到了沾化县检察院，他的联系方式我得找找，不知能找到不。我说，不用了，我网上找。
我在网上查到了区号，将电话打到，问清了沾化县检察院的电话，便打了过去。对方听我问单瑞昌，忙说有这人，并告知了我他家的电话。
我照号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的。
“是单瑞昌家吗？”
“是的。”
“你请他听电话。”
“老单。”我在电话里听到那女的喊叫声，想来那女的是他老伴。
“喂，谁啊？”36年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单瑞昌吗？我说个名字看你能想起来不？”我报上了我的姓名。
对方迟疑了一下答：“是郑州的邢宪生吗？记得、记得，你怎么……”
“是啊，副指导员。我是郑州的邢宪生。”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36年后找到他，并给他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激动着，我在电话这头激动着，双方刚开始的对话有点语无伦次，颤颤悠悠。
（年4月12日，一排长卢赞春和副指导员单瑞昌。）
他告知我他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沾化县检察院，如今已69了，早退休了。他说他现在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肾病，在透析，每天无事可做，闲得慌。我也对他说了我的情况，但没说几句，被他话题一转，拉回到30多年前的部队。于是，我们两个罗罗嗦嗦地说着几十年前的那些模模糊糊的破事。
虽然没谋面，但我想象的到：一个老头歪坐在沙发上，手握着电话，对着能清楚他过去岁月的我，用一颗不老的心，颤巍巍地追忆着、述说着那遥远的青春时光。
“唉，人生苦短，弹指一挥间。老了，老了，都老啦。”
我放下电话，嘟嘟囔囔道。
（年5月9日，连队干部相聚。左起：二排长王金村、一排长刘树文，副指导员单瑞昌，三排长王焕利。）
谢谢你的阅读与欣赏，敬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