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语境下，文学本体在媒介技术的强势浸入下发生了多元嬗变，使得由艾布拉姆斯提出蜚声理论界的文学生产“四要素”（作者、读者、作品与世界）无法再囊括文学生产的全景。诚然，在艾布拉姆斯生活的20世纪上半叶，或许是技术媒介这一“形下之器”在文学活动中的相对保守，也可能是文学对精神性征的过于张扬导致对文学本身物化性征的遮蔽，媒介作为文学生产的技术载体在实践文本审美阐发职能时过于隐蔽。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成熟及应用普泛化，媒介不仅仅被看成物理性质的“中介”，同时还被视为一个兼具符号、信息、环境、场域等多重属性的“综合体”。在创作层面，人工智能写作在文学产品、文艺市场等领域一路高歌猛进，不断发展的“后人类”状况逐渐显示出与电子媒介时代不同的文学图景。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在一个更宽广的人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来谈论文学与媒介这一话题。
媒介演进带来文学变革
长期以来，文学性被视为文学的本质，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性所在。语言文字作为意义传达符号，其审美功能被充分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其物质功能，即语言文字的物质承载媒介功能的研究。
在传统认知中，媒介是信息的外在载体。经由“多伦多双星”（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北美MediaEcology学派发展而来的现代媒介理论扭转了这一看法。该理论认为媒介是信息内在的、本体性的存在，媒介及多媒介共存、转化必然对文化形态、文化内容产生影响。麦克卢汉把语言、文字等置于媒介技术逻辑框架内讨论，认为“语言之于智能犹如轮子之于脚和人体……语言使人延伸和拓展”“作为人各种感觉的同时延伸或言说（外化），语言一向被认为是人最丰富的技艺形式”（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语言能力是人类最早的媒介技术。人类利用语言技术把对经验世界的认知转化为语言符号——语词表达出来，口头文学由此应时而生。
文字是人类另一种独特的媒介技术，其对口头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突破，拓宽了文本的意义世界和感知世界，同时其视觉性特点也意味着与听觉世界割裂的产生。与文字相伴而生的是书写媒介。在中国，书写媒介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从龟甲兽骨、金石竹帛到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改进和应用，中国人对世界的把握终于从声音——听觉材料转换成（也可以说是跨越为）另一种材料即文字——视觉材料。这也就是诗人马拉美所说的“世界的存在终止于书中”。甲骨占卜孕育了汉字，受制于书写媒介有限空间的卜辞短小精悍，对后来产生的以文言书写的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深远。
在中国人眼中，古代经文内涵丰富、意蕴丰赡，值得反复阅读并不断阐释。敬惜字纸、述而不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造纸术的发明及书写工具的简易化，极大地解放了书写空间，叙事作品因此逐渐多了起来。印刷术促进了文学作品的批量生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精英与大众的文化话语壁垒，逐渐形成社会文化共同话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文学特征不断变革并加速了文学的广泛传播。
技术创新丰富文学表征
电子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存储优势突破了人类的语言存储能力和文字存储能力，它表现为对整个世界的变形存储及对时空场域局限的突破。电子时代再次刷新了人类转换经验的手段，由口述、文字最终演变为电子记载。在这种历史性的变革中，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应用，特别是技术媒介的不断创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文学景观的日益丰富。
电子媒介包融文字、声音、图像等个体差别并将之简化融进数字界面，文学情景被立体化虚拟呈现，读者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被前所未有地最大化综合调动起来。故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借助现代媒介的技术平台，文学生产已突破了语言叙事的“一家独大”，实现了“融合语言、图像以及声音等为一体的跨媒介叙事样式”，“由不同表征符号所形构的互文性叙事体例愈益成为技术主宰下的‘媒介文学’意义生产的普泛形态”（王婉婉《从“文学媒介”到“媒介文学”——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技术维度与审美逻辑》）。
如同周宪所言，“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的技术逻辑和力量，无情地塑造着大众的文化习性”（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现代媒介技术在实践层面对文学生产、接受等多个场域的强势干预，使理论层面关于媒介与文学关系的传统认知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技术与“文学性”的二律背反在传媒时代面临着新的阐释：“文学性”的审美内涵已不再可能剥离“他者”因素，回到“纯”文学状态，同时“文学性”日渐弥散在与媒介紧密关联的各种艺术门类、文本样式之中。换句话说，现代媒介技术在改变文学审美活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着文学观念，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走向和审美尺度。
人工智能延伸文学创作
被视为人的“肢体延伸”的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及电子媒介促进了文学形式、内容和审美的变迁。对文学生产而言，人工智能则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技术带来的后果。
人工智能首先在文学活动中发挥了文学媒介的承载功能，或者说人工智能写作的基础是对大量文学文本的数字分析和写作程序导引。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文本储备除了文学作品，还可以同时是科学、哲学、历史、宗教、经济等各种信息的综合载体。这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创作主体的脑容量，是人工智能在信息传递功能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与之前的媒介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技术的根本性进步在于“智能化”及由此产生的“后人类”社会图景。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机器的本质不同在于其对人的情绪、心理、审美的模拟、延展。人工智能写作不仅仅是人类眼、耳、口、手等器官、肢体的生物性延伸行为，其最根本性的进步在于通过大量文学文本数据分析，在没有创作主体干预的状态下，完全依靠既定程序完成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度模拟，进而输出“类人”文学作品。
我们也常常很难从一堆作品中辨认出哪些是来自人工智能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的“图灵测试”到微软小冰，再到近期的华为AI格律诗，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写作的“智力延伸”，对文学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方面，从媒介角度来看，“文学手段不再只是纸张、笔头，甚至也不局限于一般的计算机或嵌入式设备，专门为文学创作开发的智能程序、智能数据库、智能代理、智能网络等都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鸣奋《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对接、渗透与比较》）；另一方面，从作者角度来看，文学创作再也不是人类独享的一方精神领域。
平心而论，作为文学文本意义的生发者，作者无疑是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无论是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创作“四要素”，还是拉曼·塞尔登所秉持的文学实践“五要素”，无一不将作者列为首位。柏拉图的“迷狂”说、康德的“天才”论等围绕在作者周围的理论光环自古至今绵延不绝。即便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那些消解作者权威甚至直接宣判“作者之死”的理论依然难以遮蔽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实际影响力。对“作者”的理性之思从未走出文学理论视野，但如何对人工智能创作开展研究，则是当下文艺学不能不面临的一个全新问题。
此外，从接受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同样可以成为作品阅读者，与真实读者共享文本阅读、交换阅读体验，并不断充实自身语料，加强文本数据建设。从整体上看，目前我们暂时还很难明确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写作的“智力延伸”进行文学创作、阅读、分享的社会意义，但可以确认的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终将带来更加广阔的文学前景。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婉婉获取更多学术资讯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