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从涉足传播研究开始，就一直具有一种将传播学理论化的偏执。先是尝试走思想史的路径，今天又看到了媒介物质性所带来的新本体论的曙光，总想推进传播学的哲学化进程。
媒介是一种物，这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这种观念在10年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媒介又是一种特殊的物，它可以通达人的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正如克莱默尔在她主编的《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一书中所说：传媒是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实践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而媒介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与其物质性基础的两面性有关。与普通的物只具有物质性的形态不同，媒介具有一个物质性的呈现面——界面。由于界面的存在，内容体系得以建构出一个将注意力卷入其中的虚拟时空。但作为物的媒介在美国传播学中被客观化和透明化了，成为了单纯的信道和传播工具，甚至界面背后的内容供给体系的游戏规则也被视而不见，传播学因此变成了行为科学——一种典型的披着心理学外衣的伪科学。然而，媒介与一切技术一样，它不可能只是手段和工具，它必然在成为工具的同时，规定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元素的关系。美国传播学在摘了传播心理学这粒芝麻之后，放着满地的西瓜扬长而去。
然而，媒介物是如此的强大，是注定不可能被一直遮蔽的，因此对媒介物的再发现成为当下欧洲和中国传播理论最活跃的领域。大众传媒作为媒介物被遮蔽，是因为大众传媒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扮演着内容生产者和发布者的角色，它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大众传媒在资本运营和技术创新领域扮演着极其边缘化的角色，以致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中，传统媒体一直被新媒体“带节奏”，盈利模式变得不确定，技术研发能力几乎为零。这并不是传统媒体遭受新媒体挑战使然，而是它本身就不擅长资本运作和技术研发，它并不代表着资本流向和技术发展趋势。新媒体技术公司则与大众传媒完全不同，它们代表着当下计算机行业发展的主流，也代表着数字经济最活跃的生产力。它们来到这个世界，很快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经济基础，也将这个世界纳入它们的思维方式中。可以这么说，整个世界都在新媒体平台上重新建构。新媒体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闯入了这个世界，成为一切事物的技术载体。它以网上购物、网约车、共享单车、地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