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野游牧》不是一般意义上向传统“诗话”的致敬，而是陈超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本源性的一部分，来自于其诗学话语的核心。这种“现代诗话”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个人诗学的信仰。正如他所说“现代诗话”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而早在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这本书中这种关于“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初步建立。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之交的历史语境下这些“现代诗话”又带有着知识分子特殊的精神镜像，那些分裂、阵痛、焚毁的精神体验一再出现。这些精简、俭省而又灵光迸现、颇见性情、机趣频生的文字如一道道闪电。这种批评话语真正做到了“少即是多”。陈超的“现代诗话”做到了词语和精神之间凛冽而温暖的相互激发、性情与知识的彼此映照、经验与感应的契合、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敏感与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正因如此他诗歌批评的独特魅力和特有的趣味、性情已为诗坛津津乐道。“现代诗话”给陈超所带来的是新的动力和真正的快乐。而长久垂心于“现代诗话”很大程度上又与陈超作为一个优秀并且具有重要性的诗人密切关联。没有对诗歌创造性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兴会彻悟的人，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细节和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抱有探幽烛微能力的人，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近乎于“诗话”但又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再者说回来，“新诗”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智力游戏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
将全班孩子的名字列个表，把每学期给每一位家长至少打一次定为任务，并及时在完成任务的孩子姓名后面做上记号。联系的主要内容应关注孩子的发展或某个细节，更多的应该汇报好事。
否认曾打羊胎素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 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 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 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 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 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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